▲ 居延汉简

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。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(公元前1世纪初)至东汉中叶(公元2世纪初)。烽燧为汉张掖郡居延、肩水两都尉所辖,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。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。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,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。

广东棋牌居延汉简的发现 第一次发现于1930年,由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采集。出简较多的有10个地点,按原编号排列如下:宗间阿玛(A1) 63简、破城子(A8) 4422简、瓦因托尼(A10) 267简、博罗松治(P9) 346简、A21 250简、布肯托尼 (A22) 83简、查科尔贴(A27) 93简、金关(A32) 724 简、地湾(A33) 2383 简、大湾(A35) 1334简,另外还有 20个地点也发现少数简牍。总计约发现 10200枚左右,现藏台湾省“中央研究院”。

第二次发现在 1972~1976年,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采集,破城子出土7865简,甲渠第四燧出土195简,金关出土1157简,3处共计19637简,再加上其他地点零星采集的,总数已近2万枚。现藏甘肃省博物馆。

▲ 居延汉简

居延汉简的内容

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,一小部分是书籍、历谱和私人信件等。最早的纪年简是西汉武帝征和三年(前90)的。由于各遗址的性质不同,所出土的屯戍档案简册的内容也不尽相同。一般亭隧遗址中出土的档册数量不多,而且仅限于与本亭隧有关的档册。候官或都尉治所的档册,数量多,内容丰富,包括了整个辖区中各亭隧的有关档案。

这些档案可分两类,一类是各种登记和统计簿籍,另一类是各种公文文书。属于簿籍类的有各种名籍,如吏卒名籍、吏卒廪名籍、卒家属名籍、卒家属廪名籍、吏奉赋名籍、秋射赐劳(或夺劳)名籍等;有专门记录吏卒日常工作的“作簿”和“日迹簿”;有专记传递公文信件的“邮书课”;有统计各亭隧军事装备情的“守御器簿”、“折伤兵簿”和 “戍卒被簿”;有记出纳钱财和粮谷的 “出入簿”或“食簿”等;有“驿马名籍”和“驿马阅具簿”;在候官治所还有所谓“诣官簿”,即其下属各亭隧士吏诣官办事的登记簿;在关卡遗址中还出土有吏民出入关的登记簿和过所、 符传等。 这些簿籍都各有书写格式,按规定的内容填写。

广东棋牌各种公文文书中有诏书、檄书、牒书、律令、品约,以及劾状、爰书等。这些简册原来都是按类归档的书卷、书案和簿录,但在出土时多已编纶散断,次序零乱,有些已被当作垃圾倒在遗址的一角;也有保持簿册原状的,如查科尔帖出土的“永元器物簿”。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,根据简册的形制和内容,可以恢复册的类别和原状。

▲ 居延汉简

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

广东棋牌居延汉简第一次发现后,由马衡,向达、贺昌群、余逊,劳幹等拍摄照片和考释简文。1943~1944年,出版劳幹的石印本释文及考证。1949年出版铅印本释文,图版则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出版,但并未发表简的出土地点。1931~1959年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。除了考释简文之外,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,同时也对汉代边塞上的屯戍制度等作了某些研究。从1959年《居延汉简甲编》出版,至1980年《居延汉简甲乙编》出版以前,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。由于《居延汉简甲编》发表了1914枚简的出土地点,推动了研究工作的进展,初步区分了不同地点的简,从研究单个的简,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,使复原各类档册的研究日益深入。在研究方法上,从第一阶段以文字考释为主的研究,转入了对簿册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,对简的内容从屯戍档案的角度作全面的整理与分析,使居延汉简的研究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。